［捷克］布拉格之春（六）：地铁站历险记

回到酒店，这个曾经招待过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元首的国宾馆，如今已被俄国人买去。从房间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堡那高耸的尖顶。

这家号称五星级的酒店看上去有点累，显然已成过气明星。汤姆－克鲁斯曾经在此“执行”过他那《不可能的使命》（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半环形的走廊过道上放满了巨型咖啡色皮沙发，已经有点年岁了，瘦小的我坐在上面，好像躺在半张床上，脚不著地；看著它们，免不了要遐想联翩，想像著当年勃列日涅夫（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坐在上边手拿烟斗与柯西金（前苏联总理）交谈的情景⋯⋯

在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这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我们在捷克的所有行程：我们在布拉格地铁站遭到抢劫。

话要从到达布拉格后第一天说起，我们的首要任务照例是熟悉地铁系统，我们按照旅游指南上的说法，去地铁站顺利地买好了地铁卡。排在我们后面的两位壮汉紧随著我们登上升降梯。下到站台，我走在前边，先进入车厢，只见两个壮汉一前一后将老公夹在中间，老公已经感觉不妙，试图从旁边的空隙中闪开，这时他前面的那个转过身来，用双掌猛击老公的胸部，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公已经迅速地抓住了攻击者的双臂，一边大声对我说：“他们抢走了我的钱包。”我即刻大声疾呼：“警察，有强盗。”站在我身旁的一位高大的捷克青年立即从背后将攻击者的双肩按住。

这时周围的人都围上来，列车停止行驶，抢劫犯被我老公和捷克青年一前一后夹在中间，一位女青年上来问我要不要报警，我说要，她随即拨打紧急号码，接著告诉我们警察已在路上，很快就到，因为已经有人报警了。捷克青年问了抢劫犯一些问题，接著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们，这疑犯声称他没有抢我老公的钱包，那失踪的钱包是我老公上车时不小心失落，掉进了车轨里。老公生气地说这家伙在说谎。

这时捷克青年和我们相互自我介绍，得知他名叫叶须（Jiri），是查尔斯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叶须告诉我们，这疑犯说话有口音，不是捷克人。聊没多久，五、六个警察赶到，还没开口问话，他们已经知道被夹在中间的那个家伙就是疑犯，随即扣留了他的护照。接著他们向我们询问事件过程，由叶须翻译。问完我们，他们又问疑犯，疑犯坚持说他没抢劫，将他先前对叶须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时站长来了，发令将列车开出站，然后派人跳下路轨巡查，没出五分钟，钱包找到了，疑犯似乎松了口气，说：“我说过钱包掉进了路轨。”警察先是确认这是老公的钱包，接著对叶须说了点什么，另外两个警察以闪电般的速度对疑犯上了手铐，这都是在两秒钟内完成的，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叶须告诉我们，警察正式拘留疑犯，理由是疑犯知道钱包在哪这一事实本身说明此人是作案者，警察要我們三人作為證人也一起去警察局。老公对我说，用知道钱包在哪作为作案证据这点很有意思，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按照常理来推断，确实只有知情者（在此是作案者）才知道被偷去的钱包在何处，但这种做法在美国就行不通，因为证明一个疑犯作案的证据负担（burden of proof）在控方，也就是说控方要拿出证据说明这钱包是疑犯亲手扔进路轨的，证据可以是目击者亲眼所见或者是钱包里某样东西疑犯忘记扔掉，还留在疑犯处。相比较而言，美国刑法更注重保护疑犯申辩的人权，捷克刑法更注重保护受害者一方。

疑犯和三个警察一起上了第一辆车，我们三人和另外两个警察进了第二辆。只见疑犯挣扎著不肯上车，被警察推了进去。一路上同车的警察得知我们在布拉格的第一天就遇劫，而且将在警局化不少时间，就表示很抱歉，并告诉我们警局具体的操作程序。10分钟后，到达警局。下车后，发现疑犯边步出车外，边嚎啕大哭，与我们同车的警察朝我们无奈地笑笑。

进入警局后，警察让我们三人在长条凳上坐下等著，将疑犯带进临时班房。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个很英俊的警探，他叫戴维（David），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抱歉地告诉我们，他们一时人手不够，无法马上处理这事，要等前面几个案件处理完了才能轮到我们。他边摇头边笑著对叶须说了一番捷克语，两人哈哈大笑。

叶须告诉我们警局正在处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案例，一对美国青年男女，翻墙跳进一个大花园内云雨一场，当场被抓。这事本身没什么大不了，麻烦的是他们擅自闯进了军事禁区，被列为间谍案的嫌疑犯，警察们也知道这两个20来岁的小孩子不会是什么间谍，但一旦涉及禁区，他们就得按规章办事，一步也不能少。戴维对叶须说，这两个家伙哪儿不能去，偏偏要去禁区，不让进去，还要爬墙进入，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一个多小时后，这对禁区鸳鸯悻悻地走出来，很尴尬地跟著一个警察出去了。

现在轮到我们了，戴维将我们引入他的办公室，还是例行公事般地重复事件过程，翻译、笔录、收集证据、问答有关司法程序的问题。等这一切都做完了，戴维说这疑犯显然有同伙，估计是几个人联手打劫，在他们发现其中一个被我老公和叶须夹住无法动弹时，才临时改变主意将钱包扔进路轨，警局要审讯他，找出他的同伙。戴维说下一步是地方法官会带一个法庭指定的翻译来见我们，做笔录，然后再见疑犯，核对完所有证人的证词后，地方法官会发令将疑犯送往监狱拘留，拟定日期后出庭审讯，最后判决。

戴维的桌上放著一本波兰护照，我们问疑犯是否波兰人，戴维说是的。他随即打开护照翻阅，突然失声大笑，将护照递给我们，护照上除了这疑犯的照片和信息外，还夹著一张圣母玛利亚的像，显然这疑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家看了都暴笑。我们问戴维，外国人在捷克犯罪，该怎么处理，戴维说，按理应该判刑，但事实上捷克政府并不想花钱关押外国罪犯，所以最有可能的结局是将这疑犯定罪，然后遣返波兰，让他回波兰去坐牢。这时电话铃响，戴维通话后告诉我们，让我们先回酒店，下午再派车来接我们，因为地方法官要傍晚才能到达警局。

临走时去那临时班房看了看，说是“班房”，实际是个铁笼子，放在戴维对面的办公室里，那波兰人坐在笼子里，见我们来了，站起身来，边嚎啕大哭边说著什么，看上去象个困兽，既可怕又可怜，自己已经拿起相机的手此时又放下了，心中很不舒服，他毕竟是个人，我要是拍了他的照片，我看了也不舒服。

下午警车来酒店接我们，酒店前台的女经理看到警车一脸紧张，但看见警察们对我们很客气，也就安下心来，就这样在酒店大堂的众目睽睽下，我们再度登上警车来到警局。地方法官是个很优雅的女士，约50来岁，她很耐心地查问了事件过程，女翻译尽职地翻译笔录，最后让我们在笔录上签名，这份是正式送交法庭的文件。最后，女法官对我们说她很抱歉发生了劫案，希望我们对捷克的印象不要因为这事而收到污染，希望我们在捷克玩得开心。我们告诉她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捷克的印象，恰恰相反，这增加了我们对捷克人民的感激之情，叶须、打电话的姑娘、戴维以及这一路上其他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捷克之行是难忘的，虽说我们因为此劫案取消了前往Cesky Krumlov的行程，但布拉格人的义举却是任何旅程无法取代的珍贵礼物。美丽的布拉格之春，美好的布拉格之人。©H.L.Glen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