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廊里中外文化的磨擦（下）
在王府井大饭店的行政廊里，所有的文化撞击和冲突都逃不出一个内容，那就是各种文化对人在公众场合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不同。
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烟民们无视无烟区的规定，到处吞云吐雾。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对此最感冒，一来大家认为规章面前人人平等，既然设了无烟区就应该自觉执行，再说吸进吸烟者吐出的废烟对健康不利；相对而言，国内客人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客人似乎不太在乎吸烟这问题，一来不好意思直说，二来国内吸烟者众，已经见怪不怪，再说规章这东西本来就是纸上谈兵，谁认真谁傻冒。
第二个问题是说话的音量，国内客和阿拉伯客人喜欢在行政廊里谈生意，样品摆满一桌，声音惊天动地，吵得整个大厅都知道谈判的每一个细节，你在一旁就是想不听也不行，西方客人则纳闷，行政楼里不乏会议厅和谈话室，为什么不去包间谈，而要把商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美国加州出生的中国人Kenneth曾在北京工作过五年，他说他始终不习惯中国大陆的声量，老公则说，一般说来人多的地方声音总比人少的地方大。中国人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说出的话有人听，于是下意识地提高了声音，希望第一个引起听众的注意，如果人人都这么做，总体声量就上升，说话声线不放到一定的分贝，没人听得见，就是外国人到了中国，说话也得比平常加高几度。
没有料到的是，最戏剧化的冲突居然把我也卷进去了。行政廊里有个常客，是个带白头巾的阿拉伯人，瘦高个，胡须长及胸口，我们背后称他为奥沙马，因为他的模样很象恐怖组织基地的首领奥沙马－本－拉登。奥沙马每天都喜欢坐在无烟区内同一个位置谈生意，边谈边猛抽烟，为了他，我们无烟族只能开窗或干脆离开。
那天奥沙马又象往常一样与一位中国女客谈生意，一位中国男子做翻译。我们也照常打开身边的窗户。那男翻译很流利地翻译著，好像是做与纺织品有关的买卖，突然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种织物一挨著头的重量，就会散发出一阵薰衣草的幽香，劳累了一天的身子于是得到休息。。。”什么东西这么芬芳？猜想是枕头，我忍不住回头向奥沙马的桌子看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这么香。
我还没看清楚，奥沙马已经站起身来，冲著我大叫大嚷，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肢体语言来看，他充满了愤怒和敌意。对著这无厘头的进攻，我觉得莫名其妙。这时翻译对我说，奥沙马谈生意快要成交的时候通常很紧张，容易有过度反应，因为我“朝他看”。我还是莫名其妙，我看的是桌上的样品而不是他，行政廊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往他那方向看，为什么选中我吵？
奥沙马又哇啦哇啦对我吼了几声，这回老公不高兴了，就问翻译奥沙马为什么这么生气，我们哪点冒犯他了？翻译转达了我们的问话，奥沙马说了一通，翻译传话说奥沙马讲他做生意时不喜欢受打搅，因为有人朝他看，他的注意力就不集中了，于是他很恼火。
听了这话我也生气了，哪有这种粗胚，一不高兴就滥发作，难道我往哪个方向看都要受他管制？在美国就是老板对雇员也没有这样跋扈霸道的，他算哪根葱啊？我叫翻译告诉奥沙马，这是公共场所，我想看哪个方向是我的自由，他要怕打搅，他可以包个谈话室。
奥沙马听了翻译传达的话，边摇头边重复了他“不喜欢被打搅”的话。这时我对奥沙马说，要说打搅，他在无烟区吸烟倒是打搅了我，我就是真地“朝他看”也不过分。翻译照原话翻译过去，奥沙马听后，先是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脖子，两眼露出凶光，一付手榴弹要扔过来那德行。这时老公叫来服务员将他的烟灰缸收了，奥沙马的脸接著由红转苍白，不作声了，继续谈他的生意。
老公对这件事一直很纳闷，他不懂奥沙马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就算真地有人朝他看，他也范不著当著未来女主顾的面在公共场合向陌生女子进攻，破坏自己的形象，还没什么事都这么暴跳如雷，要真有什么业务上的纠纷和误解，不知道他那原子弹爆发起来有多少吨TNT呐，人家女顾客还敢和他做生意吗？我也不知道奥沙马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不过我的直觉是奥沙马可能不喜欢女人朝他的桌子看，因为那天行政廊里还有其他人也朝他那方向看，但除了我和女顾客之外，都是男的。反正我对奥沙马的文化和传统不了解，奥沙马也不了解我们的观念。
初游北京的第八印象（其他印象已在前面发布的有关文章中提及）：在国际化和文化包容性强的北京，多元文化为京城带来了机会和活力，但也使冲突在所难免，人在公共场所的操行如何才算得体，各方在认知上的差距不小，从这意义上说，世界不是平的，不知汤姆－褔里德曼（Tom Freidman，《纽约时报》记者，《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对此会有什么样的注解。
在北京待了九天，还是有很多地方没去成。北京地大物博，旅游景点多，时间好像永远不够。但九天下来，我们已经在心理上处于离开的状态，再待下去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和边际效率递减，离开也好，换个环境，心中对北京留下个好印象，下次再来。踏上了南下天涯海角的火车，往窗外看去，首都在暮色中缓缓移动，渐渐远去，最终在视野中消失。别了，沸腾的京城，我的首都初旅。©H.L.Gle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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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廊里中外文化的磨擦（上）
行政廊里中外文化的磨擦（下）
（酒店大堂）
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烟民们无视无烟区的规定，到处吞云吐雾。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对此最感冒，一来大家认为规章面前人人平等，既然设了无烟区就应该自觉执行，再说吸进吸烟者吐出的废烟对健康不利；相对而言，国内客人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客人似乎不太在乎吸烟这问题，一来不好意思直说，二来国内吸烟者众，已经见怪不怪，再说规章这东西本来就是纸上谈兵，谁认真谁傻冒。
第二个问题是说话的音量，国内客和阿拉伯客人喜欢在行政廊里谈生意，样品摆满一桌，声音惊天动地，吵得整个大厅都知道谈判的每一个细节，你在一旁就是想不听也不行，西方客人则纳闷，行政楼里不乏会议厅和谈话室，为什么不去包间谈，而要把商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美国加州出生的中国人Kenneth曾在北京工作过五年，他说他始终不习惯中国大陆的声量，老公则说，一般说来人多的地方声音总比人少的地方大。中国人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说出的话有人听，于是下意识地提高了声音，希望第一个引起听众的注意，如果人人都这么做，总体声量就上升，说话声线不放到一定的分贝，没人听得见，就是外国人到了中国，说话也得比平常加高几度。
没有料到的是，最戏剧化的冲突居然把我也卷进去了。行政廊里有个常客，是个带白头巾的阿拉伯人，瘦高个，胡须长及胸口，我们背后称他为奥沙马，因为他的模样很象恐怖组织基地的首领奥沙马－本－拉登。奥沙马每天都喜欢坐在无烟区内同一个位置谈生意，边谈边猛抽烟，为了他，我们无烟族只能开窗或干脆离开。
那天奥沙马又象往常一样与一位中国女客谈生意，一位中国男子做翻译。我们也照常打开身边的窗户。那男翻译很流利地翻译著，好像是做与纺织品有关的买卖，突然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种织物一挨著头的重量，就会散发出一阵薰衣草的幽香，劳累了一天的身子于是得到休息。。。”什么东西这么芬芳？猜想是枕头，我忍不住回头向奥沙马的桌子看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这么香。
我还没看清楚，奥沙马已经站起身来，冲著我大叫大嚷，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肢体语言来看，他充满了愤怒和敌意。对著这无厘头的进攻，我觉得莫名其妙。这时翻译对我说，奥沙马谈生意快要成交的时候通常很紧张，容易有过度反应，因为我“朝他看”。我还是莫名其妙，我看的是桌上的样品而不是他，行政廊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往他那方向看，为什么选中我吵？
奥沙马又哇啦哇啦对我吼了几声，这回老公不高兴了，就问翻译奥沙马为什么这么生气，我们哪点冒犯他了？翻译转达了我们的问话，奥沙马说了一通，翻译传话说奥沙马讲他做生意时不喜欢受打搅，因为有人朝他看，他的注意力就不集中了，于是他很恼火。
听了这话我也生气了，哪有这种粗胚，一不高兴就滥发作，难道我往哪个方向看都要受他管制？在美国就是老板对雇员也没有这样跋扈霸道的，他算哪根葱啊？我叫翻译告诉奥沙马，这是公共场所，我想看哪个方向是我的自由，他要怕打搅，他可以包个谈话室。
奥沙马听了翻译传达的话，边摇头边重复了他“不喜欢被打搅”的话。这时我对奥沙马说，要说打搅，他在无烟区吸烟倒是打搅了我，我就是真地“朝他看”也不过分。翻译照原话翻译过去，奥沙马听后，先是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脖子，两眼露出凶光，一付手榴弹要扔过来那德行。这时老公叫来服务员将他的烟灰缸收了，奥沙马的脸接著由红转苍白，不作声了，继续谈他的生意。
老公对这件事一直很纳闷，他不懂奥沙马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就算真地有人朝他看，他也范不著当著未来女主顾的面在公共场合向陌生女子进攻，破坏自己的形象，还没什么事都这么暴跳如雷，要真有什么业务上的纠纷和误解，不知道他那原子弹爆发起来有多少吨TNT呐，人家女顾客还敢和他做生意吗？我也不知道奥沙马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不过我的直觉是奥沙马可能不喜欢女人朝他的桌子看，因为那天行政廊里还有其他人也朝他那方向看，但除了我和女顾客之外，都是男的。反正我对奥沙马的文化和传统不了解，奥沙马也不了解我们的观念。
初游北京的第八印象（其他印象已在前面发布的有关文章中提及）：在国际化和文化包容性强的北京，多元文化为京城带来了机会和活力，但也使冲突在所难免，人在公共场所的操行如何才算得体，各方在认知上的差距不小，从这意义上说，世界不是平的，不知汤姆－褔里德曼（Tom Freidman，《纽约时报》记者，《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对此会有什么样的注解。
在北京待了九天，还是有很多地方没去成。北京地大物博，旅游景点多，时间好像永远不够。但九天下来，我们已经在心理上处于离开的状态，再待下去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和边际效率递减，离开也好，换个环境，心中对北京留下个好印象，下次再来。踏上了南下天涯海角的火车，往窗外看去，首都在暮色中缓缓移动，渐渐远去，最终在视野中消失。别了，沸腾的京城，我的首都初旅。©H.L.Gle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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