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娃娃学语言的笑话和体会
牛娃娃不光喜欢到处骝躂，骝躂起来还不肯跟旅行团，这就逼得牛娃娃非学几句外国当地的语言救急。学语言过程中有许多体会，先归纳一下正经事，再说这其中的笑话。
各人学语言方法各不相同，哪个方法好取决于个人自定的标准。比如，有些人认为，精诚所致，精石为开，大白话意思是说，只要有心，铁棒也能磨成针。牛娃娃在大学里时，时常见到同学起早贪黑学英语，黎明即起，托福（TOEFL）在手，两眼翻白往上，双唇张合念经，这叫刻苦学习，早日出头。牛娃娃注重投入产出的效益，刻苦学习这模式显然不符合牛娃娃的效益标准，一则这模式太累人 － 没懒觉睡，二则语言这东西不是别的知识，刻苦半百六十年，一不用就忘。与其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倒不如书到用时尽快读。于是牛娃娃在大学里已经一早决定用快捷法学外语，也就是说临时抱佛脚，预计到要用什么就突击学习有关词汇。
这种快捷法没什么奥秘，只需要两条原则。第一要胆大不怕丑，见到外国人就用他们的语言胡说八道，大不了让人家笑个够。用嘴巴学外语要比用心背外语快得多，至少我马上可以从听众那儿获得反馈。第二说外语时千万别将外语和自己的母语挂钩搭桥，万万不可用与自己母语相近的发音去读外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日本人说不好英语美国人说不好法语的症结所在，因为两者都喜欢用母语搭桥，偏偏那个讨厌的字母R根本就没桥可搭。
牛娃娃利用这种快捷法学了英语，过程还算顺利。牛娃娃那个时代说英文的西人中会说中文的几乎是凤毛鳞脚，只要脸皮厚肯开口对人说哈罗，不怕找不到说话对象。再说也没人笑我，大概是西人自己不会说中文，对别人试图说他们的语言觉得应该鼓励。说来道去的，英文越说越流利，自我感觉极好。牛娃娃旗开得胜，信心大增，在香港想学广东话时也以同样方法如法炮制，结果差点败走麦城。
以前常在香港出差，需要学习广东话，牛娃娃就以第一原则胆大为前提学说粤语。第一招没过完就自信心崩溃。出了启德机场后碰到的第一个人是计程车司机，我用广东话请他送我和老公去酒店，那司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用广东话说：“去哪里啊？”我再说一遍，他给我递过纸笔让我写下来，看了我写的酒店地址后恍然大悟地再用广东话说了一遍酒店的名字，我这才意识到因为我说错了一个字，“酒店”就变成了“糕点”。再有一次在尖沙咀迷了路，就问一位老伯伯去星光行怎么走，老人家热心地指点了一番，我对老人家说了声：“多谢”。谁知老伯伯满脸错谔地看着我，我知道自己一定哪里闯了大祸，连忙朝老伯伯用英语说了声“谢谢”。老人家满脸狐疑，大概以为我脑筋不正常。后来我发现我记错词汇，将“多谢”说成了“事担” (意即随便)。还有一次我住的公寓出了点小毛病，维修人员上门修理，是个２０来岁的小伙子。我见他在工具箱里翻来倒去的就没话找话地问他：“你用什么（材）料？” 乘机练习我的粤语。没想到那男孩很惊讶地朝我看看，在一旁的姐姐狠狠白了我一眼。事后我才知道“什么料”是一句半粗话，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尤其离谱，要是想问用什么材料，这个“材” 字绝对不能省略。
论及学语言的环境，我认识的所有学过外语的人都说香港是学语言最难的地方。我当时的美国同事KIM是哈佛的毕业生，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派驻香港后想学粤语，让人笑得自信心尽失，最终只好挂靴不学广东话了。她抱怨香港人为何如此不宽容，学语言出错很正常，干嘛要将人笑得无地自容。我解释说，香港人笑别人时没有恶意，问题出在广东话本身，粤语语音要比国语多过一倍，光发音准确还不够，语调还不能错，错一个字一个音，词意就会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不，有一回台湾影星胡慧中在电视里大骂香港媒体狗仔队造谣的“阴谋”。勇敢的胡慧中接受采访时讲的是广东话，可惜她将“谋”字念成国语的发音，于是整个香江港岛都在大笑胡慧中的“狗仔队阴毛”论。说实话，外来人说粤语出错概率很高，而且错成什么样一点没数，也难怪港人要笑。没办法，要想学粤语，只好让人笑个够了。
牛娃娃要去日本前的两个礼拜，去上了三堂日语课，上课的目的是为了能利用下课后的时间从老师那里去批发几句应急的日本话，比如说：“请问您会说英语吗？”“从XXX去YYY怎么走？”诸如此类。总共不到十句话。
到了东京后，不说日语没问题，所有的地方从地铁到公共汽车都有英语标记。在去横须贺的路上，我用上了刚批发来的日语。算我走运，每次问去横须贺是否走这条路，人家都说是。第一次出门顺利，我就更大胆些，到东京火车站与日本售票员“这里那里”的指手划脚，居然把要去京都，明古屋，金泽和松本的车票座位全部搞好，老公看了非常钦佩，我也飘飘然好得意。我的胃口越来越大，本来说好在东京多住几日的，我建议老公我们不如去日光看看江户时代的古迹。上了新干线没多久就到达日光，找封城秀吉的遗址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找那有名的瀑布就不同了。
我一开始过分自信，还是改不了那喜欢与当地人一起坐公交车的习惯，凭我几句破日语，东问西问倒也让我找着了公车站，心里一阵得意。站上等车的全部是日本人，有些人上来跟我们用日语打招呼，有些人指着车牌依里哇啦，我们听不懂，只好朝人笑笑。车子一部接一步地开到，等车的人都一批批走了，就是不见我们要的车，等了近半小时，老公说这车肯定不是每天有，还是坐记程车回火车站吧。我不死心，指着车牌问我身边的一位日本嫂嫂这车今天是否有，我想我还听得懂“是”和“不是”两字。不料这位嫂嫂呱啦呱啦比划着说了一大串，就是不提我听得懂的两个字，于是我只好对她用日语说声“谢谢”，打算走了。不料她一把拉住我，很急地向我解释，我作出不懂的手势，她懂了，随即她拉了旁边一个日本男人来用日语向我们解释，我还是不懂，那个嫂嫂一脸惋惜和抱歉，突然她从包里拿出一把硬糖，往我手上一塞，再抓一把塞在老公手上，还低头哈腰地和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实在看不懂，想把糖还给她，她坚持要我们拿着。一会，她的车来了，她友好地向我们说再见，这时她说的所有话中我唯一听得懂的话。这时牛娃娃算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２００３年我和老公应邀去波兰的一所大学教课，临走前买了套书和录音磁带回来抱佛脚，因为波语属小国语言，没人开课。书名叫《波兰日常用语对话》，除了惯常的“你好”“谢谢”“再见”之类的对话外，谈的最多的是天气。典型的对话内容类似这样：
甲说：“你好！好久未见，你一切都好吗？”
乙答：“咳，这天气实在令人难受，又冷又湿，我。。。”说的是一大堆身体上哪里不舒服。
甲：（看不到甲的表情，不知是同情还是幸灾乐祸）“倒也是，这年纪大了真是没劲。。。”
看看书的出版日期，是２０００年。看来波兰人口老化得真是可以。我查遍整书也找不到几句我等着急用的话，如：“红茶加鲜奶”或怎么叫计程车。再回到天气上，发现里面大有讲究，波兰语句子中差不多每个字都分阴性阳性和中性，不光名词和动词有“男女”之分，就是形容词和副词都有阴阳之界。这牛娃娃式的抱佛脚是没指望的了，胡乱学了几句，我和老公就动身飞往华沙 (Warsaw)了。
我们所要去的大学在克拉克夫 (Krakow) 南边，校长派了他的司机来华沙接我们。司机能说几句英语，从他那里我们得知负责接待我们的系主任古茨先生因有急事出国了，校长派了他的临时助理杜新思基为我们安排具体事项。到达我们居住的教师宿舍时已是下午５：００。宿舍看上去一切妥当，整洁安静，古茨先生还特地从芝加哥来电话欢迎我们到达。唯一的问题是司机一走，剩下我们两个不会说波语的人，杜新思基连个影子都见不到。
天色已暗，老公说先解决吃饭问题。走出去不远有家小餐厅，入座后看着菜谱只识啤酒和饺子两字，就点了这两样。不一会，啤酒上来了，女伺应生与我们比划着说了些什么，又将菜谱拿回我们的桌上。显然饺子卖完了。可看着这密密麻麻的菜谱，我们一头雾水，只好顺手指指邻桌的菜，冲那姑娘点点头，她说了些什么，我就对她说：“塔克塔克”（Tak ,Tak意思是‘对，对’）。
第二天杜新思基和另一位教金融的老师维克多来看我们，我乘机向维克多学了几句波语，知道怎样打电话叫计程车，怎样读教师宿舍的地址和学校的地址，什么是糖什么是盐，什么是带泡沫的汽水什么是一般的矿泉水云云。
在波兰上课无须说波语，所有教材都是美国搬来的，我的波兰学生说得一口流利英文，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在美国读过高中的。第一堂课是给本科一年级学生上的，虽然不用说波语，可人家的名字还得念对。波兰名字不好念，好几个辅音挤在一起是家常便饭，如我有一个学生姓Grzszczek（念作格斜许切克），我都一一过关，招来小家伙们赞许的目光。他们下课后问我会说多少波语，我说只会说一句，他们问哪句，我就用波语对他们说今天天气真爽。他们大笑，说我学会了波语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在给工商管理硕士班上课时，我的几句波兰语赢得成人学生们的一致叫好。有一位名叫亚切克（Jacek）的学生对我和全班说他非常感谢我把他的名字念对了，因为过去所有英美国家来的老师都把他的名字念成杰塞克，与波兰语中的“垃圾”同音，亚切克说这回他不用再作“垃圾”了，特此感谢。我很高兴我的这一点点临时抱佛脚的努力收益还真不小，将亚切克从“垃圾”里解放出来。
不过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本来以为念名字已万无一失，没想到本科班上加进一个德国学生，我不知道他是德国人，把他的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称他为沙士哈（Sascha），招来满屋人哄堂大笑，原来他的名字按照德国发音是沙夏。可怜的沙夏后来常被这些捣蛋的小家伙们戏称为：“沙士哈”，都是我惹的祸。最难的是小朋友们当着我的面取笑沙夏，我是想笑又不敢笑，硬憋着。
随后在波兰的日子里还算顺利，附近超市里的女售货员很友好，见我去买东西，都会一字一句地教我念这些词，所以我的购物经历都是很愉快的。用电话叫出租车有点难度，我通常会在对方接电话时说：“你好，我要辆车，从XX地方到YY地方”。对方会回说些什么，估计是问是否现在就要车，也有可能是问什么时候要车，我总会一概地说：“塔克塔克。”然后急急忙忙地对对方说声：“谢谢” 就挂线。每次打完电话就提心吊胆，不知车会不会来，好在每次车都是准时到来的。胆子大的时候我们还敢坐公交车去塔曲拉 (Tartra Mountain) 山脚下的温泉小镇克里尼察去玩。
对我来说，学讲当地语言时最难捣浆糊的地方不是香港而是法国。香港人虽说爱笑人广东话讲不准，但港人对顾客还是很客气的，所以有时我明知他们会笑我，我还是会厚着脸皮跟商家瞎扯一通，他们赚了我的钱，我学了他们的话，双方都是赢家。法国人就不同，是顾客也不卖你帐，尤其是巴黎人眼里带着一种“请你能否学好了再来说啊”的表情，真让人不容易消化。好在老公会说几句带美国腔的法语，也是得出了巴黎才敢说。看来要说法语，还真得手执一书，双耳插机，两唇张合，眼球翻动，一句话：用心读书。
要去西班牙大概非要跟旅游团不可了，四种方言，学了CASTILIAN不学CATALAN，兜得转马德里却行不通巴塞罗那，这就是为什么牛娃娃很想去但至今还没去过西班牙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有一件事错不了，就是快速学语言胜过一点不学，这叫临时抱佛脚，浆糊捣到老。
©H.L.Glennie
各人学语言方法各不相同，哪个方法好取决于个人自定的标准。比如，有些人认为，精诚所致，精石为开，大白话意思是说，只要有心，铁棒也能磨成针。牛娃娃在大学里时，时常见到同学起早贪黑学英语，黎明即起，托福（TOEFL）在手，两眼翻白往上，双唇张合念经，这叫刻苦学习，早日出头。牛娃娃注重投入产出的效益，刻苦学习这模式显然不符合牛娃娃的效益标准，一则这模式太累人 － 没懒觉睡，二则语言这东西不是别的知识，刻苦半百六十年，一不用就忘。与其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倒不如书到用时尽快读。于是牛娃娃在大学里已经一早决定用快捷法学外语，也就是说临时抱佛脚，预计到要用什么就突击学习有关词汇。
这种快捷法没什么奥秘，只需要两条原则。第一要胆大不怕丑，见到外国人就用他们的语言胡说八道，大不了让人家笑个够。用嘴巴学外语要比用心背外语快得多，至少我马上可以从听众那儿获得反馈。第二说外语时千万别将外语和自己的母语挂钩搭桥，万万不可用与自己母语相近的发音去读外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日本人说不好英语美国人说不好法语的症结所在，因为两者都喜欢用母语搭桥，偏偏那个讨厌的字母R根本就没桥可搭。
牛娃娃利用这种快捷法学了英语，过程还算顺利。牛娃娃那个时代说英文的西人中会说中文的几乎是凤毛鳞脚，只要脸皮厚肯开口对人说哈罗，不怕找不到说话对象。再说也没人笑我，大概是西人自己不会说中文，对别人试图说他们的语言觉得应该鼓励。说来道去的，英文越说越流利，自我感觉极好。牛娃娃旗开得胜，信心大增，在香港想学广东话时也以同样方法如法炮制，结果差点败走麦城。
以前常在香港出差，需要学习广东话，牛娃娃就以第一原则胆大为前提学说粤语。第一招没过完就自信心崩溃。出了启德机场后碰到的第一个人是计程车司机，我用广东话请他送我和老公去酒店，那司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用广东话说：“去哪里啊？”我再说一遍，他给我递过纸笔让我写下来，看了我写的酒店地址后恍然大悟地再用广东话说了一遍酒店的名字，我这才意识到因为我说错了一个字，“酒店”就变成了“糕点”。再有一次在尖沙咀迷了路，就问一位老伯伯去星光行怎么走，老人家热心地指点了一番，我对老人家说了声：“多谢”。谁知老伯伯满脸错谔地看着我，我知道自己一定哪里闯了大祸，连忙朝老伯伯用英语说了声“谢谢”。老人家满脸狐疑，大概以为我脑筋不正常。后来我发现我记错词汇，将“多谢”说成了“事担” (意即随便)。还有一次我住的公寓出了点小毛病，维修人员上门修理，是个２０来岁的小伙子。我见他在工具箱里翻来倒去的就没话找话地问他：“你用什么（材）料？” 乘机练习我的粤语。没想到那男孩很惊讶地朝我看看，在一旁的姐姐狠狠白了我一眼。事后我才知道“什么料”是一句半粗话，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尤其离谱，要是想问用什么材料，这个“材” 字绝对不能省略。
论及学语言的环境，我认识的所有学过外语的人都说香港是学语言最难的地方。我当时的美国同事KIM是哈佛的毕业生，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派驻香港后想学粤语，让人笑得自信心尽失，最终只好挂靴不学广东话了。她抱怨香港人为何如此不宽容，学语言出错很正常，干嘛要将人笑得无地自容。我解释说，香港人笑别人时没有恶意，问题出在广东话本身，粤语语音要比国语多过一倍，光发音准确还不够，语调还不能错，错一个字一个音，词意就会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不，有一回台湾影星胡慧中在电视里大骂香港媒体狗仔队造谣的“阴谋”。勇敢的胡慧中接受采访时讲的是广东话，可惜她将“谋”字念成国语的发音，于是整个香江港岛都在大笑胡慧中的“狗仔队阴毛”论。说实话，外来人说粤语出错概率很高，而且错成什么样一点没数，也难怪港人要笑。没办法，要想学粤语，只好让人笑个够了。
牛娃娃要去日本前的两个礼拜，去上了三堂日语课，上课的目的是为了能利用下课后的时间从老师那里去批发几句应急的日本话，比如说：“请问您会说英语吗？”“从XXX去YYY怎么走？”诸如此类。总共不到十句话。
到了东京后，不说日语没问题，所有的地方从地铁到公共汽车都有英语标记。在去横须贺的路上，我用上了刚批发来的日语。算我走运，每次问去横须贺是否走这条路，人家都说是。第一次出门顺利，我就更大胆些，到东京火车站与日本售票员“这里那里”的指手划脚，居然把要去京都，明古屋，金泽和松本的车票座位全部搞好，老公看了非常钦佩，我也飘飘然好得意。我的胃口越来越大，本来说好在东京多住几日的，我建议老公我们不如去日光看看江户时代的古迹。上了新干线没多久就到达日光，找封城秀吉的遗址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找那有名的瀑布就不同了。
我一开始过分自信，还是改不了那喜欢与当地人一起坐公交车的习惯，凭我几句破日语，东问西问倒也让我找着了公车站，心里一阵得意。站上等车的全部是日本人，有些人上来跟我们用日语打招呼，有些人指着车牌依里哇啦，我们听不懂，只好朝人笑笑。车子一部接一步地开到，等车的人都一批批走了，就是不见我们要的车，等了近半小时，老公说这车肯定不是每天有，还是坐记程车回火车站吧。我不死心，指着车牌问我身边的一位日本嫂嫂这车今天是否有，我想我还听得懂“是”和“不是”两字。不料这位嫂嫂呱啦呱啦比划着说了一大串，就是不提我听得懂的两个字，于是我只好对她用日语说声“谢谢”，打算走了。不料她一把拉住我，很急地向我解释，我作出不懂的手势，她懂了，随即她拉了旁边一个日本男人来用日语向我们解释，我还是不懂，那个嫂嫂一脸惋惜和抱歉，突然她从包里拿出一把硬糖，往我手上一塞，再抓一把塞在老公手上，还低头哈腰地和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实在看不懂，想把糖还给她，她坚持要我们拿着。一会，她的车来了，她友好地向我们说再见，这时她说的所有话中我唯一听得懂的话。这时牛娃娃算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２００３年我和老公应邀去波兰的一所大学教课，临走前买了套书和录音磁带回来抱佛脚，因为波语属小国语言，没人开课。书名叫《波兰日常用语对话》，除了惯常的“你好”“谢谢”“再见”之类的对话外，谈的最多的是天气。典型的对话内容类似这样：
甲说：“你好！好久未见，你一切都好吗？”
乙答：“咳，这天气实在令人难受，又冷又湿，我。。。”说的是一大堆身体上哪里不舒服。
甲：（看不到甲的表情，不知是同情还是幸灾乐祸）“倒也是，这年纪大了真是没劲。。。”
看看书的出版日期，是２０００年。看来波兰人口老化得真是可以。我查遍整书也找不到几句我等着急用的话，如：“红茶加鲜奶”或怎么叫计程车。再回到天气上，发现里面大有讲究，波兰语句子中差不多每个字都分阴性阳性和中性，不光名词和动词有“男女”之分，就是形容词和副词都有阴阳之界。这牛娃娃式的抱佛脚是没指望的了，胡乱学了几句，我和老公就动身飞往华沙 (Warsaw)了。
我们所要去的大学在克拉克夫 (Krakow) 南边，校长派了他的司机来华沙接我们。司机能说几句英语，从他那里我们得知负责接待我们的系主任古茨先生因有急事出国了，校长派了他的临时助理杜新思基为我们安排具体事项。到达我们居住的教师宿舍时已是下午５：００。宿舍看上去一切妥当，整洁安静，古茨先生还特地从芝加哥来电话欢迎我们到达。唯一的问题是司机一走，剩下我们两个不会说波语的人，杜新思基连个影子都见不到。
天色已暗，老公说先解决吃饭问题。走出去不远有家小餐厅，入座后看着菜谱只识啤酒和饺子两字，就点了这两样。不一会，啤酒上来了，女伺应生与我们比划着说了些什么，又将菜谱拿回我们的桌上。显然饺子卖完了。可看着这密密麻麻的菜谱，我们一头雾水，只好顺手指指邻桌的菜，冲那姑娘点点头，她说了些什么，我就对她说：“塔克塔克”（Tak ,Tak意思是‘对，对’）。
第二天杜新思基和另一位教金融的老师维克多来看我们，我乘机向维克多学了几句波语，知道怎样打电话叫计程车，怎样读教师宿舍的地址和学校的地址，什么是糖什么是盐，什么是带泡沫的汽水什么是一般的矿泉水云云。
在波兰上课无须说波语，所有教材都是美国搬来的，我的波兰学生说得一口流利英文，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在美国读过高中的。第一堂课是给本科一年级学生上的，虽然不用说波语，可人家的名字还得念对。波兰名字不好念，好几个辅音挤在一起是家常便饭，如我有一个学生姓Grzszczek（念作格斜许切克），我都一一过关，招来小家伙们赞许的目光。他们下课后问我会说多少波语，我说只会说一句，他们问哪句，我就用波语对他们说今天天气真爽。他们大笑，说我学会了波语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在给工商管理硕士班上课时，我的几句波兰语赢得成人学生们的一致叫好。有一位名叫亚切克（Jacek）的学生对我和全班说他非常感谢我把他的名字念对了，因为过去所有英美国家来的老师都把他的名字念成杰塞克，与波兰语中的“垃圾”同音，亚切克说这回他不用再作“垃圾”了，特此感谢。我很高兴我的这一点点临时抱佛脚的努力收益还真不小，将亚切克从“垃圾”里解放出来。
不过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本来以为念名字已万无一失，没想到本科班上加进一个德国学生，我不知道他是德国人，把他的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称他为沙士哈（Sascha），招来满屋人哄堂大笑，原来他的名字按照德国发音是沙夏。可怜的沙夏后来常被这些捣蛋的小家伙们戏称为：“沙士哈”，都是我惹的祸。最难的是小朋友们当着我的面取笑沙夏，我是想笑又不敢笑，硬憋着。
随后在波兰的日子里还算顺利，附近超市里的女售货员很友好，见我去买东西，都会一字一句地教我念这些词，所以我的购物经历都是很愉快的。用电话叫出租车有点难度，我通常会在对方接电话时说：“你好，我要辆车，从XX地方到YY地方”。对方会回说些什么，估计是问是否现在就要车，也有可能是问什么时候要车，我总会一概地说：“塔克塔克。”然后急急忙忙地对对方说声：“谢谢” 就挂线。每次打完电话就提心吊胆，不知车会不会来，好在每次车都是准时到来的。胆子大的时候我们还敢坐公交车去塔曲拉 (Tartra Mountain) 山脚下的温泉小镇克里尼察去玩。
对我来说，学讲当地语言时最难捣浆糊的地方不是香港而是法国。香港人虽说爱笑人广东话讲不准，但港人对顾客还是很客气的，所以有时我明知他们会笑我，我还是会厚着脸皮跟商家瞎扯一通，他们赚了我的钱，我学了他们的话，双方都是赢家。法国人就不同，是顾客也不卖你帐，尤其是巴黎人眼里带着一种“请你能否学好了再来说啊”的表情，真让人不容易消化。好在老公会说几句带美国腔的法语，也是得出了巴黎才敢说。看来要说法语，还真得手执一书，双耳插机，两唇张合，眼球翻动，一句话：用心读书。
要去西班牙大概非要跟旅游团不可了，四种方言，学了CASTILIAN不学CATALAN，兜得转马德里却行不通巴塞罗那，这就是为什么牛娃娃很想去但至今还没去过西班牙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有一件事错不了，就是快速学语言胜过一点不学，这叫临时抱佛脚，浆糊捣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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