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记忆径，重逢浦江滨（三）:而今重逢向明园
二十几年没回向明校园了，倒不是不想念中学时代，不回的原因非常荒唐，那是因为我常常经过向明门口。因为常常经过就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这次就免了吧，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在这里，我在华府住了近二十年，一次也没进过白宫，也是这个原因。这次因为与我的中学大学双料校友蒋涓和我的语文老师钱剑欧先生约了在向明见面，才得以登堂入室。
入校前，看了看校门周围。向明中学的校门比起以前要气派多了，以前只是在一块白板门牌上规规矩矩写着黑色的向明中学四字，１９９６年回沪路经门口时老公给我拍了一张到此留念照（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三），那时“向明中学”四个字已经升级成金色浮雕字，刻在校门左端的石墙上。现在“向明中学”四字又从金色升格到白金色，与那灰色的石墙相得益彰（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四）。面向校门左边几尺，以前是向明游泳池，我在那儿度过许许多多的夏日。现在是几层高的楼，不是店铺就是办公楼，那家叫“红宝石”的店以前是游泳池的剪票口（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六）。
走到正门就见到钱先生和蒋涓。寒暄问候之际不免感叹时光的飞逝。上次我们三人一起见面时是１９８１年，那天钱先生带着蒋涓和张维来我家，两位青春逼人的小女生都报考了复旦大学，蒋涓尤其对我所在的系有兴趣，来向我了解情况。后来蒋涓如愿考入我系，我们常来往，各自出国后失去联系，直到近两年才联系上。二十年未见蒋涓，她比以前更苗条更精神。二十多年未见钱先生，他的一头鬈发已是一片银色，比以前长很多，假如他留点长胡须的话，他的模样就跟电影《魔戒》（LORD
OF THE
RINGS）里那位长者一样有仙气。以前对钱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书卷气和他那一口比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说得还准的国语。钱先生的书卷气不是摆款摆出来，也不是评级评出来，而是实实在在从骨子里溢出来的，在我们那个时代，书卷气有弊无益，人人都怕与任何跟小资有关的东西沾边，现在长大后再回头看看，深觉老师的不易，生不逢时是一种难言的苦恼。可钱先生的标准国语现在不光正当时令，而且是无价之宝。钱老师精神很好，声音还和二十多年前一样宏亮，一点也看不出他新近刚动过手术。他自向明中学退休后一直活跃在大学的教坛上，教程排得满满，他现在的学生都是西方国家来华学习中文的留学生。
我本人也从钱老师的施教中获益匪浅。当年钱老师教我们时，对我们普通话的发音非常挑剔，往往会为了前鼻音后鼻音卷舌音不卷舌音的事打断我们，让我们重读一遍，那时觉得老师真烦，范得着为那些发音小题大作吗，又不去央视作赵忠祥的接班人，读得准不准谁在乎。当然，牢骚归牢骚在心里发，老师的不断叮嘱多多少少也听进不少。这不，现在我用汉语拼音法电脑打字，还就靠这些经钱老师训练出来的发音功底，音发不准，字就跳不出来。现在一用电脑打中文字，心里就对钱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钱老师万岁！
走在校园中，仿佛看见当年钱老师念陶潜《归去来兮辞》时的神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他时而感叹，时而激昂，抑扬顿挫，字正腔圆，读到兴头上，头和身子也会跟随着韵率摇动起伏，听钱老师读诗念词实在是一种享受。
归去来兮，校园正荣胡不归？牛娃娃无意拿陶公渊明的辞来忽悠，只是身在校园中与钱老师同行时正好想到这辞，也当这是一种缘分吧，既是缘分，就先借几个字来用着先以便表达我当时的心境。
望尽校园四周，变化不小。首先是过了门房后，右边的操场由原来的泥土地变成了水泥地，这里以前和现在都是篮球场（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七）。篮球场边缘曾经是一排小平房，以前体育老师蒋洪生先生就是在那里边教我们跳马和跳箱等体操运动的。现在那里是一栋大楼房。１９９６年回沪那次正好住在新锦江，房间的窗口直对着向明校门，早晨一听到广播喇叭一响，就知道升旗和晨操时间到了，马上一跃而起，拍下几张晨练照，照的就是现在这个篮球场的景象（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八、十九、二十）。学生们象我们当年那样，随乐声作操，队列整齐，横看成林，侧看成峰，宛如一幅抽象的写意画。
过了门房后左边原来是黑板报长廊，姐姐曾在那里留下过无数个优美的字，她因一手好字，当年她是负责出黑板报的，每周一次。这里现在是正规的告示栏。往里走一点左拐，是当年的１４３号，那是一幢小教学楼，冬寒夏热（当时的教室别说空调，连电扇也没有），教室比主楼的教室小，条件设施都不如主楼。我记得以前一开学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我们所在班所分配到的教室，要是被分到１４３号，大家都会很扫兴。这有点象坐飞机，向明主楼里的教室宽敞明亮，好比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商务舱级别，而１４３号的教室则好比是廉价航空公司的经济舱级别。这又有点不象坐飞机，因为大家无法用钱去买自己所要的舱位级别，分到什么级别由不得我们这些丫头小子们。记得当我获知自己已考入提高班的喜讯时，并没有为自己的“精英”地位得意，倒是觉得如释重负：以后不必再为是否会被分到１４３号去这类事情操心了。现在看看１４３号却觉得亲切，她与以前的长一小学一起并列，成为现在扩大了的向明校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过了１４３号，来到大操场的入口处，那里一片绿荫中有一块黑色石匾，上边刻有：“传承震旦精华，再铸向明辉煌”（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一）。这是五、六十年代校友为庆祝母校百年华诞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６日所立。这里曾经是练习跳远的沙坑。想当年为了通过全国体育标准，在此恶练跳远，结果还是因过不了田径这道死穴，功败垂成。
大操场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大操场的变化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北边的领操台／讲坛依然如故，东边礼堂旁边社科院的楼好象加高了，南边的老房子以前是电工车间／校办工厂，已故的物理老师胡善智先生曾带着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弟子利用课堂上教的物理知识作了许多产品。这些楼房现在已经重新整过容化过妆，虽说简简单单，却也干净顺眼（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二）。
学生时代的我们曾在这大操场上参加过无数的活动：军训列队操练，每日升旗和晨操，在单杠、双杠及高低杠上翻来复去,拍着篮球奔走场上试图三步投蓝，沿着与社科院为邻的东墙狂刷大字报……。记得１９７６年九月,与全校师生一起，站在秋老虎的骄阳下, 痛悼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仙逝。还记得每天清晨的广播体操。先是每班列队，我班通常站在大礼堂边门旁那位置。音乐声一起，大家开始原地踏步，完后，就作八节操。第一节：伸展运动；第二节：冲拳运动；第三节：扩胸运动；第四节：踢腿运动；第五节：侧身运动；第六节：旋转运动；第七节：腹背运动；第八节：跳跃运动。接着原地踏步，缓慢立定。接着就是升旗，然后入教室上课。
变化最大的要数向明教学主楼。原来黄色的外墙已换成淡粉红色；以前的方格子钢窗被现在长方型的铝合金窗取代，窗上还装有以前所没有的浅蓝色窗帘，窗外则挂着以前听也没听说过的空调箱（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三）。从西边入口进入大楼，里边已面目全非。楼内都是新装修，当年一楼南侧有些教室，我们曾在那里上过课，现在一楼全是办公室和其他设施（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四）。记得以前的广播室是在一楼北侧中段，我曾在那间小暗室里就着麦克风读我的学军感想，听着自己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来，自我感觉很爽。现在隔着玻璃往里望，不知广播室是否还在。我们在一楼遇见董宗诺老师。董老师没教过我们这一届，但他教过蒋涓姐弟，师生相见，格外亲切。
我们接着上二楼的接待室。接待室外的橱窗内挂满了向明中学的成果、纪念品、领导题词及照片等（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五）。接待室内井然有序一尘不染。董老师很热情，我们虽然事先没和他约好，他还是忙里偷闲抽空带我们参观，他告诉我们，过几天我们这届的师生聚会就在这里进行（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六）。
乘钱先生接听电话之际，我和蒋涓快速在二楼转了一圈，南侧依然是教室，我曾在接待室这端第一间教室上过不少时候的课，那天里面正好在上课。我站在走廊上看，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写划划。那黑板比我们在的那时先进多了，是上下移动的那种，我们那时是单块黑板。更引人注目的是临窗那台大屏幕电视显象机，我们当年在校时所想象的“四个现代化”具体实现在学校时大抵就是如此吧（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七）。教室后面还是与我们在时一样是学生的黑板报。因站得远只能看见大标题：“势不惊人死不休” （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八），我不禁哑然失笑：机械地从字面上看，这真是个强势社会的价值观，没有势的命是不值得活的，不知爱国天主教会的红衣大主教对此有何高见。曾想看看教室里是否还有那曾让我们作眼保健操的有线广播喇叭，再听听当年那“按太阳穴轮刮眼框”的娇嗲女声。因我一直在门口探头探脑，引来小家伙们讯问的目光，就没好意思再多逗留。后来乘他们下课，快速照了几张相（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九）。
我注意到大多数学生现在都穿校服，比我们当时神气多了。校服最大的好处就是省时，不用为每天上学穿什么衣服费神了，再说校服看上去很正经，不会象其他有线条的服装那样让春心萌动的少男少女们遐想联翩，有助于一门心思读好圣贤书。我个人对校服的看法是矛盾的。要是我们当年也穿校服的话，恐怕我现在对同学的记忆要失去一半。我对当年同学，尤其是不太熟的同学，都是以他们的衣服来提点我记忆的。要是人人都穿校服，还真不好记呐。女生还可以靠发型来记，男生怎么办？看来二十年后，现在这些学生们还得找其他方法来帮助记忆。我想现在比我们那时开放多了，帮助记忆的方式一定比我们那时先进得多，所以结论是校服永存。
董老师请我们去教师休憩廊坐坐。教师休憩廊设于二楼楼梯一上来时的拐角，位于大礼堂上方，我们在校时还没有这一设施。据钱老师说这块空间在拦做成教师休憩廊之前是堆放杂物的。推门进去，教师休憩廊是L型的，吧台就在L的转弯点上（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三十）。进门处有几张沙发椅和茶几，里边还有些桌椅，几位年轻的老师们正坐着聊天或阅读（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三十一）。董老师和钱老师与其他老师们打过招呼，大家在一起聊聊，谈起老校长向平老师和姚秉华老师的近况。我们在校时的老师们大多数都退休了，现在向明的老师们都普遍年轻化。聊了一会，董老师有事要先走，就吩咐吧台的女士为我们提供饮料，由他作东。
我们三人一起聊着往事。蒋涓这次也是特地为向明同学会回沪的。他们那届比我们早一星期聚。蒋涓一直是他们一届的女领袖，拥有“女磁（词）人”和“女湿（诗）人”的雅号。她曾经是钱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普通话达到可以参加比赛的水平，因此牛娃娃再追加一个“女煮波（主播）”的雅号送给她。
钱先生是桃李满天下，全球各地都有。他告诉我们所有海外学生回沪时，他都要问上海最吸引他们的是什么，他的学生们有众多不同的理由，但在两条理由上却都是英雄英雌所见略同，第一是怀旧，第二是回来大吃几顿解解馋。他问我们对此有何想法，我和蒋涓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对怀旧这一点我们都是感同身受，回来就是为了拾回些青春的记忆，至于解馋吧，我们还体会不到多少，原因是每次回沪都忙着见朋友，一兴奋也就不觉得饿，往往是顾了说话，忘了品尝佳肴，等回到美国后又后悔没多吃点。
离开教师休憩廊，来到一楼大礼堂门口，礼堂的门关着，礼堂里有我许多美好的记忆，从学生时代坐在观众席上看陈静和黄军对演《杜鹃山》中的柯湘和雷刚到在台上客串王红霞导演的《长征组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在社科院工作后仍在此礼堂内上台领奖（社科院当时的门通向明的礼堂，两家合用一个礼堂），这里留下了我许许多多的足印和怀恋。
礼堂对面的宣传牌上列着向明历届著名校友，其中有我的大学教授兼老上司伍贻康先生。校友中家喻户晓的名字有章含之、王安忆、何智丽、苏联凤、梅葆玖等，有许多是在科技界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和精英。总的印象是没见到商界名声如雷灌耳的大款，看来向明校园还不失为重商主义围城中的一方净土。向明中学的前身是震旦附属女子文理中学，由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创建。不愧是老马识途，旦复旦兮，向往光明，看见今日欣荣的向明园，马祖宗师爷在天之灵定会欣慰。哪天向明大礼堂能改名为相伯堂就更好了，风雅之余，还添一份饮水思源之颂扬。
祝大家新年快乐，２００８年万事如意！
入校前，看了看校门周围。向明中学的校门比起以前要气派多了，以前只是在一块白板门牌上规规矩矩写着黑色的向明中学四字，１９９６年回沪路经门口时老公给我拍了一张到此留念照（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三），那时“向明中学”四个字已经升级成金色浮雕字，刻在校门左端的石墙上。现在“向明中学”四字又从金色升格到白金色，与那灰色的石墙相得益彰（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四）。面向校门左边几尺，以前是向明游泳池，我在那儿度过许许多多的夏日。现在是几层高的楼，不是店铺就是办公楼，那家叫“红宝石”的店以前是游泳池的剪票口（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六）。
我本人也从钱老师的施教中获益匪浅。当年钱老师教我们时，对我们普通话的发音非常挑剔，往往会为了前鼻音后鼻音卷舌音不卷舌音的事打断我们，让我们重读一遍，那时觉得老师真烦，范得着为那些发音小题大作吗，又不去央视作赵忠祥的接班人，读得准不准谁在乎。当然，牢骚归牢骚在心里发，老师的不断叮嘱多多少少也听进不少。这不，现在我用汉语拼音法电脑打字，还就靠这些经钱老师训练出来的发音功底，音发不准，字就跳不出来。现在一用电脑打中文字，心里就对钱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钱老师万岁！
走在校园中，仿佛看见当年钱老师念陶潜《归去来兮辞》时的神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他时而感叹，时而激昂，抑扬顿挫，字正腔圆，读到兴头上，头和身子也会跟随着韵率摇动起伏，听钱老师读诗念词实在是一种享受。
归去来兮，校园正荣胡不归？牛娃娃无意拿陶公渊明的辞来忽悠，只是身在校园中与钱老师同行时正好想到这辞，也当这是一种缘分吧，既是缘分，就先借几个字来用着先以便表达我当时的心境。
望尽校园四周，变化不小。首先是过了门房后，右边的操场由原来的泥土地变成了水泥地，这里以前和现在都是篮球场（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七）。篮球场边缘曾经是一排小平房，以前体育老师蒋洪生先生就是在那里边教我们跳马和跳箱等体操运动的。现在那里是一栋大楼房。１９９６年回沪那次正好住在新锦江，房间的窗口直对着向明校门，早晨一听到广播喇叭一响，就知道升旗和晨操时间到了，马上一跃而起，拍下几张晨练照，照的就是现在这个篮球场的景象（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十八、十九、二十）。学生们象我们当年那样，随乐声作操，队列整齐，横看成林，侧看成峰，宛如一幅抽象的写意画。
过了门房后左边原来是黑板报长廊，姐姐曾在那里留下过无数个优美的字，她因一手好字，当年她是负责出黑板报的，每周一次。这里现在是正规的告示栏。往里走一点左拐，是当年的１４３号，那是一幢小教学楼，冬寒夏热（当时的教室别说空调，连电扇也没有），教室比主楼的教室小，条件设施都不如主楼。我记得以前一开学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我们所在班所分配到的教室，要是被分到１４３号，大家都会很扫兴。这有点象坐飞机，向明主楼里的教室宽敞明亮，好比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商务舱级别，而１４３号的教室则好比是廉价航空公司的经济舱级别。这又有点不象坐飞机，因为大家无法用钱去买自己所要的舱位级别，分到什么级别由不得我们这些丫头小子们。记得当我获知自己已考入提高班的喜讯时，并没有为自己的“精英”地位得意，倒是觉得如释重负：以后不必再为是否会被分到１４３号去这类事情操心了。现在看看１４３号却觉得亲切，她与以前的长一小学一起并列，成为现在扩大了的向明校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过了１４３号，来到大操场的入口处，那里一片绿荫中有一块黑色石匾，上边刻有：“传承震旦精华，再铸向明辉煌”（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一）。这是五、六十年代校友为庆祝母校百年华诞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６日所立。这里曾经是练习跳远的沙坑。想当年为了通过全国体育标准，在此恶练跳远，结果还是因过不了田径这道死穴，功败垂成。
大操场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大操场的变化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北边的领操台／讲坛依然如故，东边礼堂旁边社科院的楼好象加高了，南边的老房子以前是电工车间／校办工厂，已故的物理老师胡善智先生曾带着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弟子利用课堂上教的物理知识作了许多产品。这些楼房现在已经重新整过容化过妆，虽说简简单单，却也干净顺眼（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二）。
学生时代的我们曾在这大操场上参加过无数的活动：军训列队操练，每日升旗和晨操，在单杠、双杠及高低杠上翻来复去,拍着篮球奔走场上试图三步投蓝，沿着与社科院为邻的东墙狂刷大字报……。记得１９７６年九月,与全校师生一起，站在秋老虎的骄阳下, 痛悼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仙逝。还记得每天清晨的广播体操。先是每班列队，我班通常站在大礼堂边门旁那位置。音乐声一起，大家开始原地踏步，完后，就作八节操。第一节：伸展运动；第二节：冲拳运动；第三节：扩胸运动；第四节：踢腿运动；第五节：侧身运动；第六节：旋转运动；第七节：腹背运动；第八节：跳跃运动。接着原地踏步，缓慢立定。接着就是升旗，然后入教室上课。
变化最大的要数向明教学主楼。原来黄色的外墙已换成淡粉红色；以前的方格子钢窗被现在长方型的铝合金窗取代，窗上还装有以前所没有的浅蓝色窗帘，窗外则挂着以前听也没听说过的空调箱（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三）。从西边入口进入大楼，里边已面目全非。楼内都是新装修，当年一楼南侧有些教室，我们曾在那里上过课，现在一楼全是办公室和其他设施（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四）。记得以前的广播室是在一楼北侧中段，我曾在那间小暗室里就着麦克风读我的学军感想，听着自己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来，自我感觉很爽。现在隔着玻璃往里望，不知广播室是否还在。我们在一楼遇见董宗诺老师。董老师没教过我们这一届，但他教过蒋涓姐弟，师生相见，格外亲切。
我们接着上二楼的接待室。接待室外的橱窗内挂满了向明中学的成果、纪念品、领导题词及照片等（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五）。接待室内井然有序一尘不染。董老师很热情，我们虽然事先没和他约好，他还是忙里偷闲抽空带我们参观，他告诉我们，过几天我们这届的师生聚会就在这里进行（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六）。
乘钱先生接听电话之际，我和蒋涓快速在二楼转了一圈，南侧依然是教室，我曾在接待室这端第一间教室上过不少时候的课，那天里面正好在上课。我站在走廊上看，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写划划。那黑板比我们在的那时先进多了，是上下移动的那种，我们那时是单块黑板。更引人注目的是临窗那台大屏幕电视显象机，我们当年在校时所想象的“四个现代化”具体实现在学校时大抵就是如此吧（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七）。教室后面还是与我们在时一样是学生的黑板报。因站得远只能看见大标题：“势不惊人死不休” （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八），我不禁哑然失笑：机械地从字面上看，这真是个强势社会的价值观，没有势的命是不值得活的，不知爱国天主教会的红衣大主教对此有何高见。曾想看看教室里是否还有那曾让我们作眼保健操的有线广播喇叭，再听听当年那“按太阳穴轮刮眼框”的娇嗲女声。因我一直在门口探头探脑，引来小家伙们讯问的目光，就没好意思再多逗留。后来乘他们下课，快速照了几张相（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二十九）。
我注意到大多数学生现在都穿校服，比我们当时神气多了。校服最大的好处就是省时，不用为每天上学穿什么衣服费神了，再说校服看上去很正经，不会象其他有线条的服装那样让春心萌动的少男少女们遐想联翩，有助于一门心思读好圣贤书。我个人对校服的看法是矛盾的。要是我们当年也穿校服的话，恐怕我现在对同学的记忆要失去一半。我对当年同学，尤其是不太熟的同学，都是以他们的衣服来提点我记忆的。要是人人都穿校服，还真不好记呐。女生还可以靠发型来记，男生怎么办？看来二十年后，现在这些学生们还得找其他方法来帮助记忆。我想现在比我们那时开放多了，帮助记忆的方式一定比我们那时先进得多，所以结论是校服永存。
董老师请我们去教师休憩廊坐坐。教师休憩廊设于二楼楼梯一上来时的拐角，位于大礼堂上方，我们在校时还没有这一设施。据钱老师说这块空间在拦做成教师休憩廊之前是堆放杂物的。推门进去，教师休憩廊是L型的，吧台就在L的转弯点上（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三十）。进门处有几张沙发椅和茶几，里边还有些桌椅，几位年轻的老师们正坐着聊天或阅读（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三十一）。董老师和钱老师与其他老师们打过招呼，大家在一起聊聊，谈起老校长向平老师和姚秉华老师的近况。我们在校时的老师们大多数都退休了，现在向明的老师们都普遍年轻化。聊了一会，董老师有事要先走，就吩咐吧台的女士为我们提供饮料，由他作东。
我们三人一起聊着往事。蒋涓这次也是特地为向明同学会回沪的。他们那届比我们早一星期聚。蒋涓一直是他们一届的女领袖，拥有“女磁（词）人”和“女湿（诗）人”的雅号。她曾经是钱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普通话达到可以参加比赛的水平，因此牛娃娃再追加一个“女煮波（主播）”的雅号送给她。
钱先生是桃李满天下，全球各地都有。他告诉我们所有海外学生回沪时，他都要问上海最吸引他们的是什么，他的学生们有众多不同的理由，但在两条理由上却都是英雄英雌所见略同，第一是怀旧，第二是回来大吃几顿解解馋。他问我们对此有何想法，我和蒋涓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对怀旧这一点我们都是感同身受，回来就是为了拾回些青春的记忆，至于解馋吧，我们还体会不到多少，原因是每次回沪都忙着见朋友，一兴奋也就不觉得饿，往往是顾了说话，忘了品尝佳肴，等回到美国后又后悔没多吃点。
离开教师休憩廊，来到一楼大礼堂门口，礼堂的门关着，礼堂里有我许多美好的记忆，从学生时代坐在观众席上看陈静和黄军对演《杜鹃山》中的柯湘和雷刚到在台上客串王红霞导演的《长征组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在社科院工作后仍在此礼堂内上台领奖（社科院当时的门通向明的礼堂，两家合用一个礼堂），这里留下了我许许多多的足印和怀恋。
礼堂对面的宣传牌上列着向明历届著名校友，其中有我的大学教授兼老上司伍贻康先生。校友中家喻户晓的名字有章含之、王安忆、何智丽、苏联凤、梅葆玖等，有许多是在科技界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和精英。总的印象是没见到商界名声如雷灌耳的大款，看来向明校园还不失为重商主义围城中的一方净土。向明中学的前身是震旦附属女子文理中学，由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创建。不愧是老马识途，旦复旦兮，向往光明，看见今日欣荣的向明园，马祖宗师爷在天之灵定会欣慰。哪天向明大礼堂能改名为相伯堂就更好了，风雅之余，还添一份饮水思源之颂扬。
离校之前，与钱先生和蒋涓在校门口合照（见《２００７年上海之行》相册图三十二）。记性极好的钱先生说他有一张我以前的照片，头大大的，我真是打死也记不得他说的是哪张大头娃照（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的头根本挤不进大头之列），这张照是谁拍的、谁给他的、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给他，我更是一头雾水，说来惭愧，我这记性是怎么了？不管怎么说，钱老师手中的那张大头娃照，印下的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当时的流行歌名），而今牛娃娃与老师校友一起重逢向明园，印下的是“二十年后再相会”，我祈望下一次的重逢无须再跨越如此漫长的时光，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感谢我美好的母校向我们游子张开欢迎的双臂，感谢钱老师和蒋涓为我的记忆之旅注入新的生命。
©H. L.
Glennie
祝大家新年快乐，２００８年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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